据2012年1月18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4.10亿平方米，比上年增长2.6%;2011年全国土地成交价款8049亿元，下降1.9%。
中国政府正在尽全力调控房地产市场，为何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却增长了呢?其实原因非常简单，这就是在中央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指令下，大量建设用地被保障性住房占用。另外，国家进行的此番房地产调整，主要是针对住宅市场，而商业地产等却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在土地购置总面积增长的前提下，总成交价款却下降，这表明2011年土地的平均购置价格同比下降。
事实上，这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换言之，中国土地财政生存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。
诚然，当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还很强，即包括医疗、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多方面所需的大量资金，都与土地财政密不可分。但是，中国依赖土地财政这种饮鸠止渴、寅吃卯粮的发展路子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。
首先，基于多方面的考虑，有利于确保土地财政收入、楼市升温等之类的旧政，已经被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之新政取代了。
多年来，房地产业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，因此，才会有诸如2008年的救市等之类的国家大力扶持。但是，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，导致中国房地产业自身的发展也愈来愈畸形。这不但扭曲了中国经济结构，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，而且异化了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，并让中国亿万老百姓苦不堪言。与此同时，还造成了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故而，在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慢，而中国经济发展也同样面临严峻考验的大背景下，中央审时度势，义无反顾地强力推行房地产调控，且在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举行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：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，促进房价合理回归，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，扩大有效供给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。这与以往的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,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;之类的表述，显然是不同的。而中央经济会议有关房地产业的定位，事实上跟2011年11月6日温家宝总理所讲的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，调节后的房价将使民众能够接受，也使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。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，决不可有丝毫动摇，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。是一脉相承的。
简言之，中央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了新的定位。也就是说，诸如2008年救市之类的有利于确保土地财政收入、楼市升温等的旧政，已经被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之新政取代了。如果有关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依然不肯随之调整发展思路，那么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
其次，地方政府客观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正在减弱。
2011年，在中国楼市普遍不景气的前提下，个别地方政府推出了一些试图促进商品房交易回暖的举措。但是，谁也无法阻挡全国性商品房降价潮的形成和蔓延。在此背景下，资金链日益紧张的房地产开发商，很难或者无法购买土地。如此，地方政府即使想多卖地，想一如既往地让土地财政不断膨胀，也不会有多少房地产开发商去买帐。当下，一些地方出现的土地底价成交现象，其实也说明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的日子不好过了。何况，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主动调整发展思路，而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困扰了。
譬如，据2012年1月14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财政预算报告和相关材料显示，2011年，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1233.68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1600亿元的77.1%。根据2012年预算安排，按照国土局的估算，土地收入全年预计为900亿元。而依照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、新闻发言人韩杰的解释，2011年北京市土地收入比2010年同比已经下降了6.5%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北京市政府是出于何种考量，但其客观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正在减弱。
其实，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北京。譬如，日前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的统计表明，2011年上海、广州的土地出让金额分别为994.71亿元、307.36亿元，同比分别下跌35.91%、21.80%。
当然，也有土地出让金额出现上涨的。譬如2011年深圳土地出让金额191.81亿元，同比上涨23.51%，但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少之又少。
概而言之，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客观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正在减弱。
再者，地方政府继续硬撑土地财政，不但影响房地产调控成效，而且会弱化中央权威，并失信于民。
就中国现实而言，土地财政的确是一块肥肉，因为其不但可以公吃，而且还可以满足某些人、某些部门的“私欲”。
但是，土地财政的存在及其异常膨胀，客观上都维系着高房价。换言之，土地财政跟中央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之新政格格不入。也就是说，土地财政的强势和膨胀，必然会影响中国下调房价政策的推行。如此，不但影响房地产调控成效，而且会弱化中央权威，并失信于民。
诚然，作为土地财政核心内容、重要支撑点的地价，是房地产开发商竞买的结果。但事实求是地讲，招拍挂中的土地底价却是政府部门拟定的。而现实是，政府部门给出的土地底价往往都很高。结果，包括房地产开发商、商用专家等既得利益者在内的群体，就据此攻击地方政府系高房价的元凶。作为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决策者，确实有些冤枉，因为土地财政不仅有利于地方教育、医疗、保障性住房建设等诸多方面资金问题的解决，且支持了中央财政，而高房价更是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商业运作的结果。
但是，普通民众看到的多是土地财政中生发出来的众多腐败问题，以及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催涨作用。这其实就是笔者在2011年1月17日发表于中国经济网的题为《将地价抬升归罪于政府是开发商的自作聪明》时评文章中所讲的我们不可否认招牌挂制度本身也有其缺陷。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理当顺应大势，加快弱化土地财政的步伐。至于如此以来造成的资金缺失等问题，则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予以弥补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方可以弱化土地财政，别的地方为何就不行呢?何况，从前全国各地都没有土地财政时，不也照样在发展?还有，房地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，其实已经动摇，而房地产暴利时代已经到了末日。对此，有关地方政府及其决策者都该有清醒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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